他关心的是历史的意义名侦探柯南最恐怖的几集

目录

（点击文章标题可直达文章页面）

向下超越的鬼眼

吴飞

汪晖先生《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三联版跋题为《鲁迅与“向下超越”》，文中谈到，伊藤虎丸先生本来不知如何理解鲁迅的超越力量，而在读了《死火重温》一文之后，“终于可以确认鲁迅的世界里的确存在着一种超越性的视角——但与基督教的向上超越不同，鲁迅向下——即向‘鬼’的方向——超越”。由汪晖先生与伊藤虎丸先生的反复讨论与相互影响催生出的“向下超越”说已经在鲁迅研究界被广泛使用，它不仅对于理解鲁迅，甚至对于理解整个中国文化，都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角度。为了研究中国思想的宗教性，前辈学者曾有“内在超越”“内向超越”等说法，晚近学者又有“中道超越”“情感超越”诸新论。汪晖先生借助鲁迅思想讲出的“向下超越”可谓独树一帜，初看上去也颇不易晓。直到《历史幽灵学与现代中国的上古史——古史/故事新辨》这篇长文，通过对《故事新编》研究全面展开他对“向下超越”的论述，不久后又完成了解读《补天》的《》（点击蓝字 阅读全文），虽然后面的七篇尚未完成，但向下超越的理论终于露出了其大致的面貌。

鬼眼对日常秩序的打破

汪晖说：“‘鬼眼’是一种向下超越的视野，通过逼视人们习以为常的社会现象和普遍信念，让世界、自我和道德关系裸露出本相。”他在《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一书中又进一步总结了鬼的几个特征：“一，鬼超越人与物之界限；二，鬼超越内与外的界限；三，鬼超越生与死的界限；四，鬼超越过去与现在的界限。”我还会加上一条：鬼超越了善与恶的界限。鬼是否有神秘力量，常常与其生前的善恶不成正比。恶人死后可以成正神，善人死后却未必不作祟。所以，这种“超越”，确实并非高出于自然世界与日常生活的那种神性超越，而是对生活秩序和结构的打破。一定要从字面上理解，这种“超越”恐不能视为对transcendent的直译，因而与后者的含义相差颇大。但transcendent一词中所包含的文明智慧与巨大力量，在这种鬼眼中却丝毫都不缺乏。

鬼者，归也。鬼本来就是死去的人，因而也始终保留了人的许多特征；但既然已经死了，就只能以异于人的形式在场。人们对于亲近之人的鬼魂，常常不仅是不怕的，甚至在情感上非常期待。可是许多鬼故事又总是告诉我们，即使再亲密的人之间，也存在死生异路的问题，所以志怪小说中的人鬼恋大多无法持久，亲人的鬼魂仍然会带来伤害。人们对鬼的态度，首先必然会伴随着对待死亡的态度，所以无论中外，鬼带来的直观感觉都是阴森恐怖。但同时，鬼的在场又代表着对历史的记忆和生命对死亡的抗拒，因而又必然带着对过去生活的体会，并由过去、现在与未来之间生生不息的关联，构成绵延不绝的历史感。所以，正如汪晖所言“鬼是一种自相矛盾的结合体，是现在与过去在我们的行为和思想中的汇聚，其未来性是在完全不同的形态中展开的。鬼不是我们的灵魂，而是已死的历史的在场，即我们自身，我们即未来之鬼。这是一种独特的无法区分过去与现在的感知方式，一种革命性的生生观”。

西方传统中也未尝没有颇为类似的魔鬼之眼。但汪晖敏锐地意识到，“与但丁不同的是：鲁迅描写的不是鬼神和地狱的世界，而是现实的人的世界”。魔鬼并不是历史的组成部分，与人不是同类，而是颠倒过来的神，是恶的原则，是对存在的否定，它从反面激发出存在的神圣意义，和神一起在历史之外监管历史。而鬼眼，则往往并不像魔鬼之眼那么令人惊悚，是生命展开中诡谲莫测的阴气，是美女凄迷背影中的幽怨，是冷峻历史的自我反讽。鬼，并不是作为不同于肉身生命的形态来否定生命、反观生命的，而是在生命之外的生命，在历史之外的历史，通过生命本身的极端形态来展现我们看不到的面相。这就是为什么伊藤虎丸能够通过鬼理解终末论，但这不是作为时间绝对终点的终末论，而是使每个生命盖棺定论的终末论。

所以，鬼与生人的每次照面，并不是对现实生命的诅咒，而是对生命中充满的平庸、市侩、僵化、冷酷、虚伪的诅咒，就像饱经风霜又已逍遥世外的老者对满腔热血、天真无知的后辈的斥责与警醒，是久远的过去突然现身，给身在彀中、懵懵懂懂的人们当头棒喝。鬼的超越性力量，就来自历史的超越性力量，但鬼又在超越历史。但和向上超越不同的是，向下超越的用意并不是告诉我们，只有在现实之外才能寻找到意义，它恰恰是让我们打破现实生活中那些虚伪的东西，回到现实生命本身。所以，历史中的鬼眼虽然是隐藏在背后的，它却是意义的灵魂所在。但是吃了过多血食的鬼一旦变成神，意义一经构成，它必然会有一个外在的表现形式，这个表现形式经过一段时间就可能被固定化、教条化，以致超过其意义本身，变得虚伪可憎，有待于新的鬼眼来看穿这些虚文。这正是鲁迅不断革命的意义。

创世神话《补天》中的鬼眼

汪晖先生“反抗绝望”时期关于鬼和向下超越的论述之所以还不够充分，主要是因为鲁迅在小说与杂文中关于鬼的零星描述还不够系统，有赖于在鲁迅晚年的《故事新编》中全面呈现出来。汪晖指出，《故事新编》是鲁迅唯一一本不是按照写作顺序，而是按照文中呈现的年代次序编排的小说集。虽然写于不同时期，每篇相对独立，但它却构成了一本体系性的历史小说。虽然《故事新编》中直接讲鬼的篇章并不多，只有《铸剑》和《起死》两篇，似乎都不像《女吊》《无常》等杂文中鬼气森然。但正是在《故事新编》的这种历史性写作中，无时无刻不在闪动着一双鬼眼。

《故事新编》 资料图片

汪晖不厌其烦地呈现那个时代学术界对古史的重新认识，尤其是对待古史中神话成分的不同态度，而《故事新编》就是“古史新辨”，鲁迅介于陈汉章与顾颉刚之间，代表了理解古史的另外一种态度。但鲁迅最关心的，并不是古史是否真实，他也无意在疑古与信古之间选择立场，他关心的是历史的意义。《故事新编》有意的“油滑”腔调使历史叙事呈现出奇异的时间结构，过去与现在相互交织，鬼眼随时闪现，而不像古代正史或现代学者那样刻意隐藏。

在其第一篇《补天》当中，女娲被呈现为一位极尽华美的女神形象，但又有着真实的性感与欲望，她甚至在抱怨无聊，而且正是无聊中的无意之举，使她偶然造出了人类——正如父母的一次偶然亲热造就了后代。中国究竟有无创世神话，这是一个长期争论且关涉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大问题。鲁迅选取在正经正史中相当边缘的女娲形象，用她来讲中国的创世记，却是以大异于一神教模式的语调和方法来讲。汪晖说：“对于历史的书写者或历史的主体而言，她是一个必须被逐出她所创造的世界的非人，或者说，一个非历史的人或一个非神之神。”女娲呈现出的那些真实的人性，使她这种非历史性与一神教创世记的非历史性全然不同。上帝在历史之外，在时间之外，不是人，而是神。但女娲虽在历史之外，却比历史更真实，更具时间性，甚至有生有死，有无聊与疲惫。在历史之外，所以女娲并不为人类的这些尔虞我诈负责；充满生活的真实，所以女娲又是一个永远的在场。她和人的关系，不像创世者和被造物的关系，却更像祖先和儿孙的关系，虽经背叛和失望，却不忍惩罚，反而还要为他们补天。当人类终于记住了女娲的名字，并因为女娲那隐隐约约的传说，去寻求海上仙山的时候，女娲也以鬼的形象出现在了人类的记忆之中。这历史正是女娲的历史，为女娲所创造，为女娲所嘲讽，却也和女娲息息相关。所以汪晖如此终结对《补天》的解读：“这是反起源的起源，反历史的历史，无聊中的创造力，牺牲者对于一切丰碑的嘲讽，近乎‘支持不住’的行动中潜藏的巨大力量，以及与为占有而缠斗的历史截然不同的未来性。它们坚实地存在着，却并非已经被命名的存在物，因此，需要幽灵之眼穿透存在物以探索存在本身。”

渗透着浓重海德格尔气息的结束语，点出了鬼眼在《补天》这样的创世神话中的意义。就像在鲁迅其他小说中一样，《故事新编》呈现出的人类生活充满了嫉妒、仇视、乞求、阴谋、诡计、战争、背叛，尤其是虚伪，让人极为失望。但这绝不意味着女娲的造人是错误和无意义的。这是人类生活和历史的本来样态，女娲从未因此而后悔造人，并且毫不犹豫地去炼石补天。然而，文明的意义就在这样的历史当中。鬼眼拒绝虚伪，更不接受虚无。

汪晖先生长期以来坚持不懈地清除对鲁迅的种种误读，在他那看似拒绝中国传统的态度中，发现中国文化传统最本真的精髓，从而也是最强大的生命与文明力量，这种力量，正是“向下超越的鬼眼”，督促着文明历史的日日新，或可概括为《破恶声论》中那句振聋发聩的话：“伪士可去，迷信可存，今日之急也。”

（作者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礼学研究中心主任）

《故事新编》在鲁迅文学世界中的位置

薛毅

日本思想家竹内好在1943年完成的读书笔记《鲁迅》中，表达了他面对《故事新编》的困境：他断言《故事新编》全部都是失败之作，但他无法解释《故事新编》这部写作时间跨度最长的小说集对于鲁迅究竟有什么意义。竹内好也对《呐喊》《彷徨》中的一些小说在美学上的失败有直截了当的批评，他有能力把这种失败看成重要的现象进而去讨论鲁迅深层的痛苦，但他没法通过《故事新编》去开掘鲁迅的心灵。他发现《故事新编》与他所解释的鲁迅的文学世界“全体对立”。战后，竹内好也多次谈论和分析《故事新编》，虽然不复有全部是失败之作的断言，但仍然没有真正找到进入它的办法。

鲁迅与古史辨派的对比

竹内好的困境其实也内在于中国的鲁迅研究历史。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鲁迅论述产生突破意义的研究基本上集中于《呐喊》《彷徨》和《野草》，但人们从中概括和提炼的主题，无论是个性主义、人道主义，还是反抗绝望，都延伸不到《故事新编》。后者仿佛在另外一个世界里。所以对《故事新编》的论述不得不采取另外的角度，从鲁迅的思想变化来看，从“自信力”“中国的脊梁”的观点来看，或者从民间艺术的角度来看，乃至于从现代主义的创作方式来看，这些当然丰富了人们对《故事新编》的认识，比如它在形式上的模拟、戏仿，内容上的古今杂糅、借古讽今。但是，人们还是难以有效回答两个问题：《故事新编》究竟建立了怎样的文学世界？它与《呐喊》《彷徨》《野草》的内在关联性究竟在哪里？

在我看来，汪晖最近发表的两篇论文《历史幽灵学与现代中国的上古史——古史/故事新辨》与《创世者与反神话——重读〈补天〉》不仅全面提升了《故事新编》在鲁迅文学世界中的位置，而且真正刷新了对《呐喊》《彷徨》和《野草》的认识，使整体的鲁迅研究达到一个新高度。使这一切成为可能的独特方法在于，汪晖把现代中国的上古史研究有效纳入为解读《故事新编》的参照系。在以往的鲁迅研究中，鲁迅与胡适、顾颉刚的关系通常从人事关系角度来呈现，观念上的差异和冲突容易纠缠在道德是非上，而汪晖的研究说明，鲁迅与古史辨派的对比是彰显鲁迅文学世界独特性的重要入口。

汪晖讨论了现代中国第一代史学家与古史辨派面对的上古史难题，即如何认识古文献记载神话、传说的不同方式。陈汉章调动各种知识，力图从神话传说的科学阐释中还原出真实的历史内容，胡适、顾颉刚则截断众流、腰斩古史，把神话传说从上古史领域中剔除出去。鲁迅完全不认同“把古史‘辨’成没有”的古史辨派，斥之为“有破坏而无建设”，但鲁迅并没有简单回到第一代史学家的立场上。对于鲁迅而言，神话传说里面包含着初民的“神思”“形上之需求”，“向上之民”的“人心”。这些是无法用实证方法还原的，但不应该归为迷信而否定。鲁迅的独特立场不仅体现为对神话传说的重视，还体现为对神话“历史化”的看法，古文献记载的是历史化的神话，鲁迅说“盖当歌颂记叙之际，每不免有所粉饰，失其本来”，“初民之本色不可见”。这里，民众创造的神话传说与古文献的记载并不等同。同样，史书的记载与古人的行动也不能等同，鲁迅认为：“要论中国人，必须不被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诓骗，却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梁。自信力的有无，状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为据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就像神话传说会被历史化一样，“中国的脊梁”在历史上“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同样遭遇“失其本来”和“不可见”的命运。

“看地底下”与“历史幽灵学”

“自己去看地底下”，构成了鲁迅独特的方法论。汪晖拒绝将《故事新编》命名为“历史小说”，鲁迅说《故事新编》是“神话、传说及史实的演义”，汪晖对“演义”作了详细的描述：“《故事新编》拼接故事、增加人物、演绎历史记载中不可能详载的情节，并将各种要素重组成一套持续变化、贯穿古今的事迹；作者写神如人，写人如神，写王如民，写民如王，用‘异记’传达寓意，并在寓言与历史、小说家与史官之间构成反讽的张力。这或许就是他称其为‘演义’的意思。”《故事新编》与历史当然有很强的纠缠关系，但这是反讽性的纠缠，不是简单采纳古史记载，而是去掀动、翻转这些记载，汪晖认为，“与其将它归为历史小说一类，不如将其定义为拟古史，即古史是其戏仿的对象”。“拟古史”的一个方面是从古史记载的踪影中，重新想象古代的行动世界，演绎情节，“以古怪、瑰丽的笔墨描写这些人物行动中的瞬间时刻”。另一方面，“鲁迅所有小说都以反讽的笔调叙述这些人物及其故事如何被历史驯服、他们的行动如何被历史掩埋”，这方面，“拟古史”也调用、戏仿了古史辨派的看法。就像书写阿Q的“正传”体是对史传体的戏仿一样。鲁迅的文学世界始终与历史纠缠，这从《狂人日记》中狂人将历史的“仁义道德”解读为“吃人”就已经开始了。在《阿Q正传》中，鲁迅明示了他与有“历史癖与考据癖”的胡适的区别，就单篇小说而言，人们容易将此看成鲁迅的无关旨意的闲笔，不太容易看到这里有着鲁迅的文学世界与实证主义史学之间的尖锐对立。我们如果从汪晖对《故事新编》的阐释方法中回看《呐喊》《彷徨》和《野草》，会发现鲁迅文学世界始终是建立在“看地底下”的方法上的。汪晖用“向下超越”来表达鲁迅的努力：如果历史是名相的世界，那么鲁迅的文学就是地底下的“无名者”的世界。

“向下超越”意味着破除名相、破除历史，将“不可见”的“无名者”从“无”召唤为“有”。汪晖区分了底层的视角与无名者的视角之间的差异，“从底层的视角观察社会等级制，其可视的图景是一个逐级向上的阶梯”，进而产生了阿Q的精神胜利幻想，“从无名者的角度观察社会等级关系，其可能的结果则是揭示名目及其体系本身的压迫性和虚构性”。“向下超越”不仅使阿Q的精神胜利法变得可见，而且使精神胜利法失效的“瞬间”变得可见。不仅让我们看到了无名者的生命直觉和本能，还看到了他们的恐惧、挣扎和死亡。如《伤逝》所说“四围是广大的空虚，还有死的寂静。死于无爱的人们的眼前的黑暗，我仿佛一一看见，还听得一切苦闷和绝望的挣扎的声音”；如《野草》所说叛逆的猛士“洞见一切已改和现有的废墟和荒坟，记得一切深广和久远的苦痛，正视一切重叠淤积的凝血，深知一切已死，方生，将生和未生”。它从无名者的“鬼眼”出发，重新把握世界的总体性。这种独特的展现世界的方式，汪晖总结为“历史幽灵学”。

汪晖说：“《呐喊》《彷徨》与《野草》各自构成完整的世界，但有了《故事新编》，通过不同文类和风格的互文性，前者潜在的意绪才充分彰显。”“正是在《呐喊》《彷徨》《野草》的文学呈现和思想追究抵达的终极之处，鲁迅将那些被驱逐出历史的‘神话’‘传说’和碎片式的‘史实’重新编排为古史的序列。”汪晖重建了《呐喊》《彷徨》《野草》与《故事新编》的内在关联，并给予《故事新编》以全新的位置。我的理解是，《故事新编》“在神话、传说和史实的碎片中追寻无名者的蛛丝马迹，声调气息”，这种“鬼眼”是由包括《呐喊》《彷徨》《野草》在内的鲁迅所有作品凝聚而成，前后相续，所不同的是，《故事新编》用历史幽灵学创造了依托于民众集体生活和经验的无名者“具有超历史和超现实的能量”的世界，从而打破了历史时间的区隔，指向了未来。

（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幽灵之眼与汪晖的方法

wap.newaurora.xyz

刘春勇

《阿Q生命中的六个瞬间》（2014）、《历史幽灵学与现代中国的上古史——古史／故事新辨》（2023）、《创世者与反神话——重读〈补天〉》（2024）等一系列著述可以说是汪晖借重释鲁迅为媒介，反思历史观，思考如何打开人类未来性的“文”之行动的努力。汪晖关于“幽灵”与“鬼”的思考虽然早始于1996年的《死火重温——〈恩怨录——鲁迅和他的论敌文选〉序》，但更为系统的思考应该是从《阿Q生命中的六个瞬间》的写作开始，一直延续到《历史幽灵学与现代中国的上古史——古史/故事新辨》和《创世者与反神话——重读〈补天〉》。

《创世者与反神话——重读〈补天〉》是汪晖思考这一话题的最新成果，可以略窥一斑。论文分为五个部分：其一“神话的位置”引出鲁迅与古史辨的“历史化”道路的不同，对应“导论”（即《历史幽灵学与现代中国的上古史——古史/故事新辨》——笔者案）中“无名者”的“非历史”与“名相者”的历史的二分法；其二“创世与造人”则继而引出海外汉学对中国“创世神”的否定，这一否定与古史辨实际处于同一逻辑链当中，即同属于“历史化”的名相“历史”逻辑之中，而鲁迅以拟古史的方式予以了回击；其三“土地与海洋”则运用了施密特“陆地与海洋”的理论，将《补天》里的女娲视作与“大地／土”相对的“海洋／水”的化身，“大地／土”是“历史”的，是秩序，同时也是“文明”的表征，而“海洋／水”则代表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一个“真的人”的世界；其四“拯救之本能与厌憎”通过对《补天》中“补天”一节的细读与分析，仔细剥离了“文明”与创造的关系，指出“文明”是“历史”的产物，“文明”的起源及其谱系本身就是一套名相的历史；其五“紊乱与创造”则进一步揭示“文明及其不满”，指出“无聊”之于女娲的双重性，揭示出鲁迅文本中“无聊”的能动性与当下性，而要意识到这一点则必须通过“幽灵之眼”，即“从循名责实向幽灵学的转化”。只有这样，一个“真”的世界才能够自然“敞开”。

导论虽然也触及《补天》的内容，但并没有如此细致地深入到作品的肌理当中。从内容上来看，作者延续了导论中的主旨：将鲁迅从所谓“名相”与秩序的“历史”中摘出来，投掷到“无名者”与“非历史”的一边，通过“幽灵之眼”发现与挖掘出为正统的“名相”历史谱系所压抑的“无名者”的更具能动性、创造性与未来性的酣畅淋漓的“历史／非历史”。本篇并没有如导论一样频繁出现“无名者”一词，而是将“无名者”具化为一个“无名之名”的创世神“女娲”，并同时从与“女娲”紧密相关的三个细节——女娲造人之“无聊”、女娲与水和作为女性的创世神——入手展开全篇。在汪晖看来，男性创世神如伏羲（抑或男女合体创世神伏羲女娲）、“土”“大地”或者地球、“起源”的精神性与神圣性等，这些统统都是所谓正统的“名相”与秩序之“历史”的象征，而鲁迅《故事新编》中所选取的则是与之全然相对的元素：女性创世神、海洋与“水”以及“无聊”之创造和对创造物及其秩序的“无聊”（“文明及其不满”），《补天》正是通过这样“全然相对”的元素的选取与“故事的新编”的叙述，将“真正历史”——无名者的历史或曰非历史（因为“历史”本身是被“名相”与秩序者所命名的）揭示了出来并使之参与到当下。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鲁迅的《补天》是“反起源”与“反神话”的，因为同“历史”一样，“起源”与“神话”也是被“名相”与秩序者所命名的。而这一“揭示”的过程则必须通过“幽灵之眼”来达到。因此，文章最后的旨归在指望通过这样的一种“幽灵学”的方法与途径，解构与颠覆所谓文明中的“名相”与秩序的正统历史谱系，从而召唤一种更生动的更具能动性的“无名者”的“真／新世界”，并呼唤“真的人”的到来。

很显然，汪晖阐释《补天》的模式依然延续了《阿Q生命中的六个瞬间》和《历史幽灵学与现代中国的上古史——古史/故事新辨》中的“无中生有”框架。“为阿Q写正传是一个将‘无’召唤为‘有’的革命行动——‘正传’的存在颠覆了正史谱系的完整性和系统性，人们由此知道谱系之外别无谱系，‘无’并非无，‘无’只是被压抑的有。”在汪晖看来，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讲，女娲补天都是一场将“无”召唤为“有”的行动：其一，区别于男性创世神（伏羲）、“土”“大地”或者地球、“起源”的精神性与神圣性等所谓正统的“名相”与秩序的“历史”之“有”，女娲的补天显然是被压抑的“无”；其二，面对海外汉学所谓“中国无创世神话”这一实证主义历史之“有”，则鲁迅的女娲补天“故事新编”，显然是将某种“无”召唤为“有”了。而“将‘无’召唤为‘有’，那些有姓、有名、有来历的历史人物及其谱系不就处于危险的境地了吗？”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革命与‘正传’——亦即被压抑在正史图谱之外的世界——之间有着某种天然的关系”。即将“无”召唤成为“有”，或者说“无中生有”本身就是一场打破正统历史循环的“革命”。譬如阿Q生命中“精神胜利法”暂时失效的六个瞬间就孕育着中国革命开端时代的某种萌芽。但汪晖在《创世者与反神话——重读〈补天〉》中将这一思考往前更推进了一步，即思考“另一种无法覆盖在次第循环表象下的新世界”，或者用其在《阿Q生命中的六个瞬间》中的表达就是，搜寻“引发性革命”与“生产性革命”同时出现的一场彻底的“道德革命”的可能性。但要完成这样完美的“革命”太难，“但迄今为止，究竟有哪一场革命完成了这样的‘道德革命’呢？”换句话说，完成了这样一场彻底的“道德革命”，即就等同于“女娲在紊乱中重新建立……另一种无法覆盖在次第循环表象下的新世界”。这样的革命堪称是一场“无中生有”的创世与再造。

那么，怎样才能完成这样一场彻底的“道德革命”呢？汪晖的回答是，首先要具备“幽灵之眼”，其次要“向下超越”。即首先要“从循名责实向幽灵学的转化”，分辨出何者为“有”，何者为“无”，即穿透各种名相的表象与“无物之阵”，然后“自己去看地底下”，看被“正史”所压抑的“无名者”，看“无名者”们的直觉、本能、欲望，乃至他们的迷信与信仰，只有在这里，才真正涌动着生命主义的能动性、创造性与未来性。但“一旦迷信和宗教成为压抑人之超越性，泯灭其心声，掩盖其内曜，这一超越性与对正信的寻求就会突破既定的宗教藩篱，并在其他形式中表达自身”。

相比于时下风行的“知识／历史主义”的鲁迅阐释方式，汪晖的“生命主义”解读更具“启示性”，并且这种“启示性”的文学解读方式，有一种“溢出”阐释文本之外的经久的“理论”魅力，在某个层面上纠正着我们对于世界与历史的传统认知。这样的文字，此前只在本雅明、巴赫金、德里达的文字当中才得以瞥见。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继上月市场传出特斯拉将使用百度地图提供的高辅地图之后，近日百度与特斯拉之间的合作再次迎来新可能。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责任编辑：李培艳

新媒体编辑：曾煜婷 常畅

如需交流可联系我们

点个“在看”不失联名侦探柯南最恐怖的几集

• 历史
• 一一
• 关心
• 关心